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、山东省第一届青年书法比赛、河南国际书法展、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、全国电视书法大赛二等奖……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时间里，总有一个名字活跃在国内各大重要书法展览活动中——顾亚龙，中国书协理事、山东省书协主席、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。对于书法，他从不认为它只与“古老”、“传统”等名词画等号；对于书法创作，他在艺术道路上始终追求其内在蕴含的时代精神，这种时代精神的先锋意味，在他看来，是深藏于创作者心中的东西。

    记者：您此次荣膺“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称号，有什么感想？

    顾亚龙：我能以一名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的身份，获此殊荣，深感荣幸。这是党和政府对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努力创作、辛勤工作的高度肯定，所以这不单单是我个人的荣誉。我获此殊荣后，山东省委宣传部特地向我个人和我所在的山东省文联发出了贺信，山东省委、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批示，十分重视。山东省文联向全省文艺工作者发出学习号召。这些荣誉使我既感激组织的信赖，又感受到进一步做好工作、搞好创作的压力。

    记者：请您谈谈您的学书经历？

    顾亚龙：我最早接触、学习书法，是受到我家庭的影响。我学习书法的时候，得到字帖很难。凡是当时能找到的法帖，都狠下苦功。实在买不到的字帖，就借来双钩填墨。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双钩填墨的一本《曹全碑》，不仔细分辨，几疑为原拓。当时学书是整个生活的全部，连上世纪80年代初极少有人注重临写的草书《书谱》，我也找来仔细揣摩。当时我已经在宁夏上大学，银川写字出名的人不多，我常常向吴善璋先生请教，颇得切磋琢磨之益。

    记者：您认为人生阅历与书法艺术有什么关系？

    顾亚龙：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认为：艺术家的艺术个性，与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。我出生于湖南、长养于广东、学成于宁夏、游宦于山东，是郑板桥所说的“东南西北之人”。奇幻瑰丽的楚文化，多予人敏锐细腻的艺术天赋；浩瀚西北的大漠孤烟，使人胸襟豁达、眼界开阔；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，崇尚敦厚温雅的人生品格。这些元素在我的血液里沉淀化合，左右着我的艺术取向。我常常想：铁马秋风和杏花春雨，奋发扬厉和细腻内敛，看似是一对矛盾，其实并不是截然对立、不可兼容的。恰恰相反，这正是艺术丰富内涵的表现元素。

    记者：您现在在书法方面有什么追求？

    顾亚龙：熟悉我的朋友常说，我的字到40岁左右风格一变。这是因为阅历、趣味、技术都发生了改变。40岁之后，我对宋四家里黄庭坚的字特加爱赏。黄庭坚大字笔阵森严，气象沉雄；小字行草书古雅深美，书卷气浓，远出其他三家之上。但我学习黄庭坚，并非仅仅从表皮上沾染些长枪大戟和颤笔，而是从用笔、字势上借鉴，不谋皮相，力求古韵。随着艺术阅历的积累丰富，我在楷书上的取则也发生了变化。最近的10余年，我很喜欢初唐的虞世南。虞世南的楷书，粗看似乎平平无奇，实则深美闳约、包罗万象。

    书法家贵在有自己的“语言”，这是形成书家独特风格的基本要素。当然，这种语言应该以“雅言”为基础，在大量临摹经典艺术语言的基础上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这里面至少包含了两个有逻辑顺序的阶段：首先要学习经典艺术家“说话”；在此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的特色，不能仅停留在“模仿秀”的层面上。当下书法发展之可忧者，在于“模仿秀”多，而能别自树立者少。我这些年立足作“减法”，追求删繁就简后的纯粹雅正，在这个基础上确立属于我自己的书法艺术语言。

    书家风格多端，司空表圣“二十四品”犹难概括。我以“雅”为书法美的极则。黄山谷云：百病皆可医，唯俗不可医。然“雅”不可求，求之愈切，去之愈远。

    记者：您如何看待书法艺术的创新？

    顾亚龙：十几年前，著名作家张炜写了一篇《源于文心》，他说：“无论是书画还是其他艺术品类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‘新’。以‘新’为是，惟‘新’是求，造成了一种极为浅薄可笑的风气。实际上‘新’中所包含的往往会是最陈旧不堪的东西；即便是真正的新，也不一定就是好的，这是一个常识。而在许多人那里，对于新的追逐可以急切到放弃品格、丢掉操守的地步，更可以全然不顾基本功的训练。我们从艺术史上不难体味：所有的艺术门类，其所以成立的一个原因，很大的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对一种传统的维护。失去了它的传统，即失去了这门艺术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每个时期最好的艺术家，往往都是一些感时命笔的恪守者，而绝不会是一些无根无柢的狂躁客。”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，基本与他这篇文章的看法相同。
   记者：您如何看待书法在您生命中的意义？

    顾亚龙：熊秉明先生说：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。此生能以笔墨体味中国文化，幸莫大焉。书法家不但用笔墨表现“美”，也用笔墨体味“道”。这是一个人格自我修正、自我完善的过程。我把人生当作一件大作品来完成。与其说书法艺术是表现人、实现人、完善人的手段，不如说我们更应该将人的一生当成一件最大的艺术作品去对待，去创作。